2015年5月9日，和夫人彭丽媛同普京等领导人出席红场阅兵仪式。
5月9日的莫斯科红场，洋溢着欢乐而紧张的气氛。上午10时整，《环球人物》记者耳边传来克里姆林宫浑厚的钟声，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庆典开始了。在《神圣的战争》军乐声中，仪仗队护卫俄罗斯国旗入场。这首军乐曲对俄罗斯人的意义不亚于国歌——1941年6月22日，德国不宣而战，闪击苏联，诗人库马奇写下诗篇，“起来，巨大的国家……让最高贵的愤怒像波浪翻滚，进行人民的战争，神圣的战争”。乐声响起，人们仿佛回到了那个烽火连天的岁月。
红场“最强”阅兵
“我们不应忘记，种族优越和种族排他思想是引起这场血腥战争的罪魁祸首。全世界近80%的人口被卷入这场战争，欧洲的许多国家都被占领和奴役。”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红场上发表讲话，他说：“苏联承受了敌人最沉重的打击。纳粹分子向这里派出了最精锐的部队，集结了全部的兵力。二战中的决定性战役就发生在这里，这些战役中的参战部队和设备的数量都是史无前例的。当然，最后也正是红军对柏林的突击为这场与希特勒德国的战争画下了胜利的句点。”
《环球人物》记者看到，检阅台上，中国国家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座位紧挨在普京一侧。普京在讲话中提道：“作为亚洲与军国主义斗争的主要阵线，中国和苏联一样，在这场战争中失去了千百万条生命。”“胜利日是我们共同的节日，因为伟大的卫国战争是一场为全人类的未来而战的战役。”
普京讲话结束后，红场上礼炮齐鸣，阅兵式开始了。这是俄罗斯历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阅兵，参加的士兵超过1.5万名。阅兵式包含两部分：在“历史”部分，俄罗斯士兵身着卫国战争时期的军装，手持当年的军旗；在“现代”部分，俄罗斯各军兵种和现代武器军事装备方队逐一亮相。
中国、印度、独联体国家等的方队也参加了阅兵。由102人组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格外引人注目。在《喀秋莎》的伴奏中，中国军人走过红场，他们军容严整，士气高昂，起身向他们挥手致意，现场掌声雷动。整个阅兵过程中，和普京多次交谈。庆典结束后，一名俄罗斯观众拉住《环球人物》记者说：“中国记者，如果你有机会见到那些士兵，请替我转达，他们太棒了！”还有一名观众说得更为形象：“他们简直是一个人在走正步！”
仪仗队国旗手张洪杰告诉《环球人物》记者，中国与俄罗斯共同庆祝二战胜利，不仅展示了仪仗队风采，还体现了中国对历史的尊重，传达了中国维护和平的信心。
为俄老兵戴上奖章
《铭记历史，开创未来》是在此次访俄前夕，在俄罗斯媒体上发表的一篇署名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写到，俄罗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主战场，中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主战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起始最早，持续时间最长，条件最艰苦，付出的牺牲也同俄罗斯人民一样是最惨重的。中国军民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消灭并牵制了日本侵略者大量兵力，以伤亡3500万人的巨大民族牺牲，最终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同俄罗斯人民一样，中国人民为抗战胜利谱写的历史篇章也永远铭刻在历史上。”
对战争的共同记忆密切了两国的联系。在参加阅兵式的前一天，会见了18名俄罗斯老战士代表。他说：“我在莫斯科见到你们，感到分外亲切。在场很多俄罗斯老战士参加过解放长春、沈阳、牡丹江、大连等地的战斗，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最终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向他们颁发纪念奖章，老战士们一一走上前去领奖。当90岁的加维尔托夫斯基起身时，看到他腿脚不便，马上说：“我过去给您颁奖，您别过来了。”快步走到老人身边，为他佩戴上了纪念奖章。
活动结束后，加维尔托夫斯基激动地说：“真没想到，作为大国领袖如此和善亲切！那场战争胜利已经70年了，但我们不能忘记它，一定要一起保卫和平家园。”加维尔托夫斯基的妻子走过来，两人紧紧拥抱。她抚摸着老伴胸前的金色奖章说道：“看看，这是多么大的荣耀。”
“吃水不忘挖井人。”这是在会见苏联援华专家时说的话，“中国人民感谢为中国建设和发展作出贡献的专家们。”新中国成立之初，近3万名苏联专家参与了援华建设，涉及工业、农业、能源等几十个领域，他们援建的武汉长江大桥等项目至今还发挥着重要作用。
武汉长江大桥总设计师西林的女儿说：“非常感谢中国的朋友还记挂着我们，经常邀请我们去做客。我们之间的友谊到了很高的水平，希望永远这样保持着。”
2015年5月9日，普京手拿父亲的肖像，参加“不朽军团”游行。
不朽的军团
5月9日下午的红场，欢庆并没有结束。15时整，“不朽军团”游行活动开始了。这是一场20万人参加的大游行，人们高举着二战期间参战人员的肖像，纪念老兵。
走在人群最前面的是普京，他手中拿着自己父亲身穿潜艇员服的照片。普京的父亲上世纪30年代在苏军潜艇部队服役，卫国战争爆发后主动报名上前线，被分到步兵团，一度遇险，但凭借当水兵时学到的技能奇迹生还，后来在列宁格勒保卫战中身负重伤。记者在游行的队伍中还发现了中国人的身影，其中有刘少奇女儿刘爱琴、朱德外孙女刘丽等人，他们手举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人的肖像。
位于胜利广场上的卫国战争中央纪念馆，是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时建立的一座“巨无霸”式军事纪念馆。纪念馆外联办负责人告诉《环球人物》记者，纪念馆不仅将1.1万多名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将士名字全刻在墙上，还把他们的事迹录入电子查询机，方便人们查找。
这一天在莫斯科街头，记者还遇到很多参加过卫国战争的老战士。他们手中捧满陌生人送上的鲜花。一位刚刚献过花的年轻人告诉《环球人物》记者，他来自乌克兰，是专程参加纪念活动的。“我今天买了足够多的鲜花，献给这些卫国战争中的英雄。因为没有他们的浴血奋战，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和平生活。”有很多年轻父母带着孩子，捧着花，看到胸前挂满勋章的老战士，就向他们献上鲜花。有两位老战士一直忙得“不可开交”，他们对每个前来献花的孩子都表现出极大的耐心，有时还会握着孩子的手聊上半天。
就是在这样的聊天中，铭记历史、热爱和平的种子埋进了又一代人的心底。
“要么守住城市，要么战死在这里”
我亲历的卫国战争
莫斯科战士：
“老天也要消灭德国侵略者”
1941年11月7日，莫斯科，红场，悲壮之地。
这是铭刻在红场历史上最特殊的一次阅兵。城外，百万德军围城，苏军只有几十个步兵师勉力防御；城内，德机持续轰炸，苏军强力拦截，各国外交人员纷纷撤离。
天还没有完全亮，斯大林登上了阅兵台，他决定与莫斯科共存亡。在讲话中，他号召莫斯科军民与他一起，坚守此城。数十万红军官兵志气高昂地走过红场，和所有的阅兵不同，他们没有终点，他们直接开赴战场。
这也是红场上最短的一次阅兵，前后仅用了25分钟，但它改变的是整个二战。25分钟后，苏联各地掀起参军热潮，从远东和西伯利亚赶来的援军也奔向前线，苏军在莫斯科的兵力迅速上升到110万人。12月，反攻开始了。第二年4月20日，苏军以70万人伤亡和被俘的代价，把德军赶到了莫斯科城外100至350公里处，首次打破德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希特勒的“闪电战”破产了。
1945年5月9日，莫斯科，红场，狂欢之地。
纳粹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经过1418天苦战，牺牲了2700万儿女的苏联人涌进红场，狂喜呐喊，拥吻起舞，在巨大的苦难过后迸发出巨大的欢呼。那是一个国家经历了漫长的、未知终点的生死劫难，终于抵达彼岸时的痛彻激情。
6月24日，前方的战士回到红场，回到他们出发的地方，用一场新的阅兵宣告胜利和新生。其中200名士兵倒持着战争中缴获的200面纳粹军旗走过检阅台，把旗子抛在红场一侧的列宁墓前，以此向祖国致敬。
为了纪念在莫斯科保卫战中阵亡的将士，莫斯科城外建起了一座高大的纪念碑。2015年5月8日，晴空万里，91岁的老兵马尔钦科·格奥尔吉耶维奇来到纪念碑前，悼念曾和他并肩保卫莫斯科、最终长眠在这片土地上的战友们。随后，他向记者回忆起这座城市的伤痛时刻——
2015年5月8日，马尔钦科接受记者采访。（本刊记者 张建魁 摄）
1941年6月22日，德军入侵苏联，当时我17岁，读9年级。那天中午12点，莫洛托夫发表广播讲话，号召全国人民抗击德军。我和同学们听到这一消息，都很气愤，跟着大人们走上街头，要求参军上前线。
一周后，我们就拿到了武器，有枪也有炮，大家有的当了步兵，有的当了炮兵，还有的当了装甲兵或骑兵。我成了一名步兵，加入了莫斯科民兵第二十一步兵师。
7月7日，部队开拔了。我们向着距莫斯科西南方向近400公里的斯摩棱斯克前线进发，那里是通往莫斯科的重要据点。
我在学校里曾接受过很好的军事训练，体能和军事技术都比较过硬。但在斯摩棱斯克战役中，我看到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下，心里确实害怕。我只能告诉自己害怕是没有用的，必须经历它，适应它。
在一次战斗中，我和德军直接遭遇了。在战友的掩护下，我干掉了3个前来偷袭的德军士兵。但在撤退时，我一不小心掉进了沼泽地，幸亏旁边的战友把手中的枪伸了过来，我抓住枪管才爬出来。就是这位战友，两天后被德军的炮弹炸死了。我非常怀念他，每年都要到纪念碑前给他献花。
9月中旬，德军绕过了斯摩棱斯克，向莫斯科逼近，我就随部队撤往莫斯科南郊，驻扎在距离市中心不到100公里的地方，投入莫斯科保卫战。
德军入侵之前，莫斯科是个坐落在森林中的花园城市，地铁已经通了6年，基础设施十分现代化。纳粹的铁蹄改变了这一切。为了备战，莫斯科市数百万居民同仇敌忾，在城内外构筑了层层叠叠的防御工事和纵横交错的战壕。
德军扬言要在10天内拿下莫斯科。10月2日起，德国180万大军从西、北、南三面向莫斯科发起进攻，其中西北方向的攻势最强劲，一度打到距离克里姆林宫仅32公里的波良纳。德国陆军元帅博克登上那里的一座塔楼，用望远镜眺望，激动地说：“我终于看到克里姆林宫的房顶了！”
当时战况非常惨烈。有的团一次战斗下来，只剩下几十个人甚至几个人。我们这一批学生兵，原来有1万多人，战后仅剩1000多人。我常常翻看我们班9年级时拍的合照，那些同学有的牺牲了，有的失踪了。还有很多莫斯科家庭是全家多人上前线，有的父子牺牲在同一个战壕里。我们家也是好几个人上前线，我的哥哥就在莫斯科保卫战中牺牲了。
全国各地的兵力都被调集来保卫莫斯科。有的地方对德军形成内外夹击，这也是对莫斯科形成多层防御。我要向你们介绍我的一位战友库兹明科·尼基季奇，他今年93岁了。当年他所在的第十六集团军三二四步兵师就驻扎在莫斯科西南200多公里的地方，与我们驻扎在近郊的部队内外配合，夹击德军。
有一次，库兹明科去查哨，没有带枪，只带了一把马刀。在回师部的路上，他无意中发现了一小股企图偷袭师部的德军。这时，他已来不及去报告，就抽出马刀，高喊着“德国兵来了”，向敌人冲了过去。他这一喊给自己的部队报了信，哨兵听到喊声，鸣枪报警。这股德军一看大事不妙，调头逃走了。库兹明科的机智勇敢让三二四师避免了一次灾难。
还有一次，第十六集团军制定了一个攻击德军的秘密行动，要求他们师的九十七团配合，但电话和无线电都联系不上。师长把联络任务交给了库兹明科，让他亲自去传达。但九十七团和师部被德军隔开了，要想完成任务，必须穿越德军防区。库兹明科只带了两名士兵就出发了。在一条水沟旁，他们被德军发现了。突围过程中，一名士兵中弹，倒在了水沟里。他和另一名士兵眼看就要穿过德军防区了，一枚炮弹在他们身后炸响。库兹明科回头一看，另一名士兵也倒在血泊中，头都没了。他自己的腰部也被弹片击中，但他坚持赶到了九十七团，传达了军部指令。后来，九十七团执行的突击行动很成功，消灭了2000多名德军士兵。库兹明科也因此得到了一枚勋章。
在莫斯科军民的顽强抵抗下，德军的“闪电”行动一次次被遏制，变成了持久战。历时近7个月，德军最终败退。
当然，我们能够胜利，也离不开天时地利的因素。德军原计划在严寒到来之前拿下莫斯科，但被我们拖住了。天气一冷，德军缺少防寒衣物，运输车辆的油料也不抗冻，大批武器和装备瘫痪。而我们既有防冻抗寒的棉衣、皮靴，又有挖好的战壕可以御寒。天气越冷，双方战斗力的悬殊就越大。可以说，连老天也要消灭德国侵略者。
位于波兰南部的奥斯维辛集中营。
1939年，德国侵占波兰，我参加了抵抗战斗，但被俘虏了。后来，我侥幸从战俘营逃出来，想到法国参军，继续战斗。我走到捷克斯洛伐克时被德军抓住，又被送回波兰的监狱。1940年6月14日是我一生也无法忘记的一天。德国监狱长把挑选出的728名犯人赶上了火车，20岁的我就在其中。
虽然我们不知道要去哪里，但在火车上每个人都有座位，我还以为要被送去某个地方劳动。几个小时后，火车到了克拉科夫，火车站的场景让我很难受：德国人唱着、跳着、欢呼着——法国投降了！我原本还想去法国参军，结果巴黎却沦陷了。火车驶出克拉科夫后，再次停下来时就是奥斯维辛，不见了欢呼的人群，只有几个凶恶的党卫军士兵等着我们。搜过身后，一个党卫军军官大声训话：“告诉你们，这里不是疗养院，是集中营。在这里最长可以活3个月，犹太人和牧师最多活6周。出去的路只有一条，就是焚尸房的烟囱！”
训话结束后，我们每人拿到一张卡片，在上面填写姓名、职业、嘴里镶的金牙数，还有家族病史。每个人都有编号，我是121号。后来关押的人越来越多，为了便于管理，党卫军就把编号刺在我们身上。
奥斯维辛的幸存者大多是像我这样第一批进来的人。原因很简单，集中营成立之初，很多“管理岗位”空缺，党卫军只能在犯人里选一些。我被分配到为党卫军服务的美容用品店，每天从仓库取货，还要打扫卫生。很讽刺的是，我每天都要打扫四五次集中营大门——大门上写着“劳动带来自由”。除了商店，在集中营的食堂、药店和医院工作的犯人也有更多幸存的可能。因为这些岗位上的犯人更容易得到德国人的“尊重”，也能偷点吃的。但要特别小心，千万不能惹恼了德国人。
后来，我得到了一个给纳粹指挥官胡斯理发的工作。前任理发师是个同情犯人的德国人，偷偷地给犯人东西。党卫军发现后把他关进了禁闭室。我担任临时理发师后，胡斯比较满意，所以就长期留任了。不过，我被禁止和党卫军军官交谈。替他们理发的几年里，我不敢和他们说一句话。
1944年底，有个消息在囚犯中悄悄传开：苏军离奥斯维辛越来越近了。1945年元旦过后，飞机频繁飞过集中营上空，再后来，我们甚至隐约听到了炮声。大家都憧憬着离开集中营的日子，我甚至偷偷做着回家的准备。但突然有一天，我和几十个犯人被转押到奥地利毛特豪森集中营。那里关押过20万人，有10万人被迫害致死。在毛特豪森集中营，我又熬了4个月。直到5月5日，美国军队开进了集中营，我自由了。
我和几位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联系上了。他们告诉我，在我们被转押离开后不久，苏军解放了奥斯维辛。那天，雪下得很大，他们隐约看到远处有很多人穿着白色的迷彩军服。他们以为这是被纳粹运来的新囚犯，所以都待在囚房里不敢动。但是等这些人走进来之后，他们看出是军人，而且不是纳粹军人！他们兴奋得像疯子一样跑了过去，不停地拥抱、亲吻他们。苏军掏出身上的饼干和巧克力分给了他们，称呼他们为“幸存者”。
后来，我读了大学，毕业后在一座小镇上教书，离奥斯维辛只有100公里。这几十年，我虽然过着正常人的生活，却始终忘不了集中营里的日子。我每天都能看到死去同伴的脸：他们被送进毒气室时的惊恐，被饥饿和病痛折磨致死前的痛苦……这些画面无时无刻不在我眼前浮现，怎么也忘不了。
有冷战时的斗酒，有剧变中的利益交换
俄德领导人，交锋70年
1970年12月7日，勃兰特向华沙犹太人殉难纪念碑下跪。
1945年5月9日是历史的分割线，大战就此平息，但欧洲大陆没有平静——苏联崛起，德国战败，英法沦为美国的小兄弟，“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里雅斯特”，一道铁幕迫不及待地落下，划分了东方和西方，而中心依然是“苏德战线”。直到今天，俄罗斯放眼欧洲，也唯有德国可与自己交手。无论是过去70年还是今后若干年，欧洲格局都离不开俄德关系这根主线。
1955年9月11日，阿登纳（前排中）和赫鲁晓夫（前排右）在莫斯科。
赫鲁晓夫与阿登纳，铁幕下的交锋
1948年 6月，美、英、法三国的德国占领区合并，一直主张德国统一并中立的苏联立即封锁西方进出西柏林的水陆交通。西方国家则对东柏林实行反封锁。第一次柏林危机爆发。1949年5月，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下文称西德）成立。5个月后，苏占区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下文称东德）。
1955年，西德加入北约，东德加入华约，两大阵营针锋相对。但为了削弱在欧洲腹地对峙的威胁，腾出手跟美国搞军备竞赛，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决定拉拢西德。
1955年6月，赫鲁晓夫让外交人员给西德驻法国大使馆发去一份外交照会，邀请西德总理阿登纳访苏，就两国建交问题进行会谈。这是苏联第一次直接给西德发照会，轰动了巴黎外交圈，“这是外交上头等耸人听闻的事”。西德多数人对访苏持积极态度，因为“缺少了一条通向东方的出路，德国经济难以进一步发展”。但对阿登纳来说，这是一个痛苦的选择：不去，可能会错过缓和局势的机会，没法对公众交代；去，又可能动摇西方对自己的信任。
阿登纳1876年出生，当过科隆市长。一天，阿登纳乘坐的汽车与电车相撞，颧骨破碎、满脸是血的市长自己爬起来走向医院，而只受了轻伤的司机却被担架抬走了。性情如此坚毅、冷静的阿登纳经过反复权衡，最终拍板：“必须到莫斯科去。”
1955年9月8日，阿登纳带领代表团踏上莫斯科的土地。苏联以高规格接待了他们，每日必宴，每宴必醉。为了在酒桌上不输阵，79岁的阿登纳表现英勇。一次冷餐会上，赫鲁晓夫存心要试阿登纳的酒量，没想到阿登纳竟连干了15杯伏特加。第二天下午，阿登纳举办露天野餐会回请赫鲁晓夫，他送了赫鲁晓夫一瓶德国产的樱桃烧酒。赫鲁晓夫倒了一大杯，向阿登纳敬酒后，一饮而尽，然后嚷道：“这种酒只能给牛喝，不是人喝的。”众人大笑。
酒桌上的热烈气氛在谈判桌上变成浓浓的火药味。苏联希望在没有任何先决条件的基础上与西德建交。阿登纳则认为，苏联必须先释放近万名德国“战俘”。
“苏联没有战俘，只有希特勒军队的战犯，他们是暴徒、纵火犯，是残杀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刽子手。”苏方的话让阿登纳“感到惊愕和激动”，他立即反驳道，苏军开进德国后也做了许多“可怕的事情”。赫鲁晓夫马上跳起来喊道：“总理阁下，我绝对否认这一点，因为这不是事实。我认为苏联军队在这里遭到了侮辱性的评价。”
双方在战俘问题上僵持了几天。9月12日，阿登纳一提起战俘，赫鲁晓夫便吼道：“在我同意你的这个意见前，我要先到地狱去拜访你！”阿登纳回击：“如果你在地狱里看到我，那只是因为你比我先到那儿！”赫鲁晓夫气急败坏挥动起一个拳头，阿登纳也从椅子上跳起来，挥舞着两个拳头。两人不欢而散，阿登纳准备提前离开苏联。
这时，还是酒桌帮了忙。当天傍晚，苏方邀请德国代表团到克里姆林宫出席宴会。阿登纳坐在赫鲁晓夫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之间。布尔加宁再三追问阿登纳拒绝与苏联建交的真正原因，阿登纳重申了德方在战俘问题上的立场。布尔加宁出人意料地说：“让我们来取得一致吧！您写一封信给我，我指同意建立外交关系的照会，而我们将把战俘全部交给您。全部！在一个星期之后！我向您庄严保证！”两国建交道路上的一个重要矛盾就这样被清除了。德国人分析，这是苏联急于处理好欧洲问题才做出的让步。
事实正是如此。3年后，已经能与美国开展“太空竞赛”的赫鲁晓夫挑起第二次柏林危机。1961年肯尼迪出任美国总统后，赫鲁晓夫再次挑起柏林危机。结果，一道混凝土墙在东、西柏林间建了起来，无形的铁幕有了标志性符号。铁幕两侧的气场瞬息万变，苏联得意时，往铁幕上一推，就向西拱出一番气势；德国找准时机了，往铁幕上一挤，又向东挤出了一片生机。
1972年，勃列日涅夫（中）访问西德，和勃兰特夫妇在一起。
勃列日涅夫与勃兰特，缓和下的扩张
赫鲁晓夫在国际舞台上频频出手试探，却没有注意到自己身后的不平静。1964年10月，正在克里米亚休养的赫鲁晓夫接到一通电话，要他赶快回莫斯科，参加一个有关农业的会议。当赫鲁晓夫匆匆赶到会场，发现迎接他的是铺天盖地的批评。这位苏联最高领导人激烈争辩，但很快发现自己已被完全孤立，只得提出退休。
接替赫鲁晓夫的是比他小12岁的勃列日涅夫。他看上去温和低调，对谁都没有威胁。但执政后，他逐渐暴露出内在的强势。到了上世纪70年代，他一改与其他领导人一同参加重大活动的做法，独自一人观看苏军的演习。身着元帅服的勃列日涅夫，指着自己的元帅肩章对亲信们说：“伙计们，我终于熬到了这一天！”他摆脱了苏联曾经有过的集体领导，大权独揽了。
此时，美国因越战泥潭转向战略收缩，“苏攻美守”的态势形成。这助长了勃列日涅夫的野心。他觉得，不妨给西欧一些笑脸，把美国挤出西欧。他打出了“缓和”牌，恰与新上任的西德总理勃兰特不谋而合。
1970年12月7日，在东欧最寒冷的季节里，勃兰特访问了波兰。他在华沙犹太人殉难纪念碑前献上花圈，俯首默立。围观的人们本以为仪式就这样结束了。没想到，突然间，勃兰特双膝跪下，所有人都惊呆了。一名记者写道：“不必跪下的他，替所有必须这样做而没有这样做的人跪下了。”的确，勃兰特很早就离开德国，二战期间在国外从事反法西斯的斗争。“但我现在是西德的总理，对希特勒上台搞法西斯主义觉得有道义上的连带责任。”
勃兰特下跪的身影成了其“新东方政策”的一道剪影。他亲身诠释了什么叫“与东方和解”。其中的重点就是与苏联和解。
勃兰特向苏联提议签订一项互不使用武力的协定。苏联政府立即作出积极回应。1970年 8 月 12 日，勃兰特来到莫斯科出席条约签字仪式。由于有炸弹威胁，勃兰特起飞时间推迟，到达莫斯科的时间也比原计划晚。走下飞机时，他对前来迎接他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一语双关地说：“我们来晚了，但我们还是来了。”
苏方的签字代表是柯西金和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出乎勃兰特预料的是，勃列日涅夫出席了仪式。签字仪式后，勃列日涅夫邀请勃兰特来到他在克里姆林宫里的办公室，单独会谈了4个小时。在勃兰特眼中，此时的勃列日涅夫“十分拘泥于文字材料，整段整段地照本宣科”。
一年后的1971年9月，勃兰特受勃列日涅夫之邀到克里米亚半岛会面。这一次，勃列日涅夫像变了一个人，十分轻松自在。
由于事先知道勃兰特乘坐的是西德国防军的飞机，并由穿西德国防军制服的军人驾驶，勃列日涅夫提醒到场的记者们，不要漏拍了飞机降落的一刻，因为这是自二战中德国军人被赶出苏联后，第一次重踏这块土地。“我们两国关系不好已够长了，现在谁也不应再破坏我们的关系。”
两人一起去了黑海边，分别住进两幢别墅，别墅由一个豪华游泳池相连。两人除了正式会谈，还利用进餐、游泳、乘船游览等机会交换意见。据勃兰特计算，他在克里米亚不到 48 小时的时间里，有 16 个小时都在与勃列日涅夫交谈。勃列日涅夫特别关心西德什么时候能批准去年签订的条约，觉得西德对条约的法律批准程序太慢了，而且居然还有反对派。他告诉勃兰特：“苏联国内在对待这个条约上没有反对派。我想完全限于私下地了解一下，条约究竟能否批准？”勃兰特答道：“我这届联邦政府的命运已与条约连结在一起了。”
勃兰特从勃列日涅夫的谈笑自若中推测出，“他作为苏联一号人物的地位已经高得不能再高了，他也没有打算掩饰这一点”。这份《莫斯科条约》的最终通过，意味着西德接受了苏联在欧洲取得的一系列有利于自己的领土现状，包括承认东德。勃列日涅夫在他18年的统治时光里，确实让苏联在铁幕一侧傲视了欧洲。
戈尔巴乔夫（1931年- ）
叶利钦（1931年-2007年）
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与科尔，剧变时刻
盛极必衰。1982年勃列日涅夫去世，仅仅3年后，苏联新任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面对的就是内忧外患。苏联经济滞胀，而美国实力大振，在军备竞赛中遥遥领先。于是，戈尔巴乔夫提出“新思维”改革。然而，经济混乱与政治“公开化”迅速导致东欧局势动荡，人心思变。西德总理科尔捕捉到了这个机会，开始推动两德统一。
起初，戈尔巴乔夫断然拒绝，“德国统一根本不是一个现实主义政治家的话”。但局势发展出人预料，由于经济差距太大，1988年，1/3的东德居民申请迁居西德；1989年，东德群众集会的唯一要求就是“两德统一”。苏联完全没办法控制东德了。
戈尔巴乔夫的态度出现了戏剧性转变，提出只要德国统一后不加入北约，苏联就给统一开绿灯。然而，此时苏联爆发了短缺性经济危机，戈尔巴乔夫“处于后果完全无法预料的灾难之中”。精明的科尔立即向他伸出了援手——西德愿意给苏联提供2.2亿马克和上万吨的牛肉、黄油、奶粉，以及不计其数的鞋子、衣服和日用品。科尔甚至对他说：“你可以依赖我。”
还有什么可考虑的呢？戈尔巴乔夫当即撤出了在东德的38万苏联军队，把统一的德国“送给了北约”。1990年6月，柏林墙拆除。铁幕最终吞噬了苏联，也吞噬了戈尔巴乔夫的政治生命——1991年“八一九事件”爆发，等戈尔巴乔夫从克里米亚赶回莫斯科时，手中权力已所剩无几，取自己而代之的英雄式人物是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他只好辞去苏共中央一职。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
科尔的“朋友”从戈尔巴乔夫变成了叶利钦。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同岁，经历也相似，都出生在农民家庭，家长都曾因斯大林的政治运动被逮捕和劳改。但两人的体会截然不同。戈尔巴乔夫由此学会的是“要改变”，叶利钦学会的则是“要彪悍”。他上小学天天打架，甚至被揍扁了鼻子，没有了俄罗斯人标志性的高鼻梁。彪悍的叶利钦一旦掌权，便不顾一切地向西方“一边倒”，科尔求之不得。他不光为叶利钦竞选总统亲赴莫斯科鼓劲，还在国际上四处奔走，呼吁西方国家对俄罗斯提供经济援助。
历史的剧变关头并不会太多，从1989年到1991年，苏德双双经历了这个关头，科尔抓住了它，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却只是遭遇了它。其结果是令许多莫斯科人悲伤的一句话：“我们失去了1945年的胜利。”
普京与默克尔，斗而不破
1999年12月31日晚，叶利钦突然宣布辞职，普京出任代总统。从那以后，15年来，俄罗斯都处于“普京时间”。
普京和现任德国总理默克尔多少是能相互理解的。作为克格勃曾驻东德的特工，普京的德语很好。他上台的第二年就在德国议会发表演讲，流利的德语为他赢得阵阵掌声和欢呼。俄罗斯有评论员认为：“普京对德国的态度和俄国沙皇很像——向德国学习现代化经济、管理和技术。相比之下，和美国的关系就无关紧要了。”
默克尔无疑也是了解普京成长背景的西方领导人。她人生的前35年都是在东德度过的，参加过少年共产主义组织，还加入了倾向共产主义的“自由德国青年团”，并成为领导者之一。柏林墙倒塌的那天是星期四，在东德科学院工作的默克尔按每周四的惯例去洗桑拿浴。洗浴出来，她看见街上汹涌的人潮，随即汇入人群，奔向第一个开放的通往西德的检查点，“与其他人一起为这个不可思议的日子感到兴奋”。
两个相互了解的领导人未必能相处愉快。2006年，默克尔首次以总理身份访问俄罗斯时，普京送给她一只玩具狗，而世人皆知她怕狗；2007年，普京再次与默克尔会谈时，他的爱犬“科尼”、一只高大的黑色拉布拉多犬居然出现在会议大厅，默克尔只能苦笑。两人的关系是两国关系的写照：斗而不破。虽然摩擦时时有，但作为欧盟核心之一的德国，仍是欧洲与俄罗斯对话的领导者。当乌克兰事件爆发时，这一地位就显得尤为突出。
2014年3月，克里米亚宣布脱离乌克兰独立，并在当月加入了俄罗斯。危机爆发后，默克尔一直与普京保持密切联系。这年7月13日，普京和默克尔还一起观看了在巴西举行的世界杯决赛，其间两人互动良好，有笑有谈。这样的场面激怒了不少乌克兰网友，他们纷纷制作讽刺图片。在其中的一张图上，两人含笑握手，握手的地方被放上了乌克兰地图，还配以文字“你是不是已经答应所有的事情？是不是啊，默克尔？”
仅仅几天后，默克尔不得不改变通过对话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想法。7月17日，马航MH17客机在乌克兰靠近俄罗斯边界的地方坠毁，机上近300人全部遇难。西方坚持认为是俄罗斯向乌东部“分离分子”提供的导弹击落了客机。坠机后的第三天，默克尔和普京通了一次电话，这是自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两人至少第三十次通话。默克尔表达了强硬立场：“等你在缓和乌克兰冲突上有了进展，再给我打电话。”此后的十多天，两人没再通话，而德国和欧盟在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上达成了共识。德国杂志说，“MH17坠毁的同时，也是德俄关系的坠毁”。
与此相对应的，是普京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坚决。2014年5月9日，俄罗斯在红场上举行庆祝卫国战争胜利69周年阅兵式。阅兵后，普京就去了克里米亚，视察驻扎在那里的黑海舰队。评论认为，1941年，斯大林的阅兵是离开红场就奔赴战场；普京的这次阅兵是离开红场就奔赴黑海，这是向西方发出信号：俄罗斯不再是1990年的模样，已经在欧洲恢复了打击能力。
乌克兰危机带来的摩擦至今未散——默克尔缺席了5月9日的红场阅兵。而10年前，德国总理施罗德出席了卫国战争胜利60周年阅兵式。为表达德国反省二战的立场，默克尔5月10日到莫斯科向无名烈士墓献花。70年来，两国从仇敌到和解，一方由分裂的战败国变成统一的欧洲大国，一方由不可一世的战胜霸主跌落到历史谷底，又触底反弹重回准一流大国之列。等到80年、90年、100年时，它们又会变成什么模样？这正是历史与未来的迷人之处。（记者 陈效卫 谢亚宏 曲颂 张建魁 田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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